讓岑君耀聲名鵲起的不是他擁有廣西[圖庫]第一家專門從事外語翻譯的公司，而是他利用“雙休日”的時間與家人和同事創造額外收入的做法。不久前，他的做法被所在的事業單位上司提出了質疑。

　　這位剛剛２９歲的年輕人習慣了每周一到周五為所在的事業單位從事翻譯業務，周末則在自己創建的翻譯公司組織翻譯策劃。他說：“與其量入為出，不如學會開源節流，努力去創造財富。”

　　岑君耀不過是眾多中國人雙休日挖掘“第二桶金”的一個縮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盡管利用業余時間謀求財富的做法早在改革開放時代已經開始，但真正意義上的加速發展還是１９９５年中國正式實行“雙休日”之后。

　　經濟學碩士付德申說：“勤勞致富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雙休日實施后我國民眾思考最多的問題不在于怎樣休息，而是如何創造財富，增加自己的收入。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恰恰是中國改革面臨眾多下崗問題的關鍵時期，雙休日成為撬動我國老百姓創造財富的‘時間軸’。”

　　在計劃經濟時代，老百姓對企業和單位的人身依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為自己增加收入的機會。雙休日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以“勞逸結合”的方式，名正言順地在休息時間創造財富。

　　岑君耀就是其中的代表，但他的做法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廣泛爭議：公務員已被明令禁止從事與自己主管權力機構和行業相關的第二職業，那么事業單位員工是否也應納入其中？

　　有關數據表明：中國城市居民從第二第三職業中獲取的收入，在整體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大。２００４年長江三角洲１５個城市居民經常性收入中，第二第三職業對收入的貢獻率保守地估計已經超過２０％。如何界定、保護這部分收入的合法性，在鼓勵創造財富和提高個人對單位工作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正在成為包括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面臨的難題。

　　“雙休日加班”并給予平時２－３倍的報酬補償，這已做法只能在剛剛入行的３－４年的員工中取得一定成效，對于熟悉行業運作規則的中層管理人員，自己創造的財富遠高于公司的報酬。

　　“契約管理”或許是很多人心目中規范的管理形式。公司和單位可以利用合同方式來避免員工利用受眾掌握的客戶資源，為自己謀利。但實際上，職員還是可以利用別人名字注冊公司、為其他企業暗中提供客戶來獲得利潤。

　　付德申承認：“無論是法律規定還是報酬激勵，要實現對員工的有效管理確實很難。”

　　不過，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對這種變化表示肯定。一個比較普遍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意味著“趨利時代”的到來，國家應該鼓勵個人創造合法的財富，雙休日創造的財富只要是在國家法律規定許可范圍內，就必須保護這種財富的創造和獲得權。

　　岑君耀說：“上司已經對我這一做法提出質疑，認為我降低了工作效率，影響了單位聲譽。但我認為，只要我能夠在工作時間完成規定的任務，我就應該在法定休息時間選擇。”

　　法律專家吉昆峰認為，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就意味著付出更多的勞動，“公私分明”是中國社會轉型中必須解決的難題。僅僅依靠法律關系還不足以澄清，必須通過更長時間的發展和完善，單位和個人才能找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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