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合作后革命形勢日益高漲，1924年中蘇經過談判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規定》，蘇聯政府放棄帝俄時代在華劃定的租界，取消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極大鼓舞了中國人的斗志。北京政變后，在國共兩黨大力推動下，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愛國運動。中共四大后，加強了對革命斗爭的領導，上海、青島罷工斗爭拉開了反帝愛國運動序幕。但日本駐滬領事卻脅迫淞滬警廳取締罷工，因刊登罷工工人文告，《民國日報》記者邵力子被控“擾亂治安”遭日本領事審訓，引起眾憤。“顧正紅血案”后，上海日本紗廠2萬多工人舉行同盟大罷工，上海35個社團組織“日本殘殺同胞雪恥會”，號召各界支援工人罷工。中共中央通過上海工會召開1萬多人的追悼會，聲討帝國主義的暴行。帝國主義租界當局繼續采取高壓政策，野蠻拘捕工會活動分子和學生，妄加罪名。帝國主義憑借特權肆無忌憚，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斗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提出將工人的經濟斗爭轉變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爭。5月30日，上海學生和工人2000多人組成宣傳隊在租界各馬路進行反帝宣傳，租界當局出動巡捕肆意逮捕愛國學生，僅南京路老閘捕房就有被捕學生100多人。上海民眾上萬人涌上街頭，要求釋放學生，英帝國主義令巡捕開槍射擊，打死十多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帝國主義的血腥鎮壓“尤足使中國人民回溯自鴉片戰爭以來所受之慘酷待遇，而堅其臥薪嘗膽之志趣……救治之道，不當僅注意道歉、懲辦、撫恤等枝節問題，尤當從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著手，以謀根本解決。”（《廣州革命政府關于五卅慘案宣言》）慘案發生當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建立反帝聯合戰線，組織“三學”斗爭，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召集20萬人參加的市民大會，形成全市人民的聯合反帝運動。6月7日，工商學聯合會提出了與帝國主義交涉的17項條件，主要包括取消領事裁判權、永遠撤退駐華英日軍隊、懲兇、賠償等，體現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反動本質的認識不斷加深，覺悟和組織程度不斷提高，進行革命外交的膽識與決心。革命風暴遍及全國，6月14日，北京長辛店5000人集會，游行至執政府和外交部請愿，要求懲辦禍首，收回領事裁判權。英日帝國主義一方面增派軍艦鎮壓，另一方面又用威脅利誘手段分化聯合戰線，代表大資本家利益的上海總商會另組“五卅事件委員會”，把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十七項條件修改為十三項，刪棄了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外國軍警、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自由等重要條款，并停止罷市。為了保存工人組織，中國共產黨決定改變斗爭策略。廢除領事裁判權最終擱淺，但“五卅運動”斗爭水平之高在世界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反帝運動史上寫下不朽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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