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福建沿海，嘉靖萬歷時期，"凡福之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蒲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猶不可計。"（王世懋《閩部疏》）

　　在這種社會風潮的氤氳濡染之下，自然使得從事經商貿易的人數日益增多，據《明史·食貨志》記載："杭州居民半多商賈"，就連偏遠的福建清縣居民也都"半逐工商為主"。

　　不僅如此，明代儒學在對"治生"、"人欲"、"私"等概念逐漸有了不同于前賢的理解之后，他們對商人的態度也有所改變。如王陽明就曾說，士農工商"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屬意、從事商賈之事不再為士人所鄙棄不齒，反而"棄儒就賈"蔚成風氣。嘉靖時散文家唐順之就寫道："人庶仰賈而食，即閥閱家，不憚為賈。"歸有光則說："雖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賈游于四方。"

　　寫小說的書坊主

　　在濃重的商業氣息籠罩下，商業化向書籍出版領域的滲透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以刻書為業的書坊主們出版書籍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牟利。嘉靖年間，福建建陽書坊清白堂主楊涌泉便是最早依據市場需要來刊刻書籍的一位。

　　當時，《三國》、《水滸》刻本刊行而引起轟動之后，書坊主們驚喜地發現了一條生財之道，紛紛加入刊刻通俗小說的行列，正如書商余象斗所言，"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

　　然而當時可供刊刻的僅有這明初的幾部作品，不久市場便漸趨飽和，于是，尋找新的稿源就成了書坊主們最為焦慮的事情。

　　這一日，楊涌泉帶著一本弘治年間浙江刊刻的《精忠錄》，前來拜訪他的姻親、書坊忠正堂主熊大木。

　　楊出于職業的敏感，意識到若把講述岳飛故事的《精忠錄》改寫為通俗小說，定會暢銷于世。于是，他再三懇求熊大木，代為"演出辭話"。

　　熊大木在一番"才不及班、馬萬一，故奚能用廣發揮"的推辭之后，始終拗不過，于是開始了撰寫通俗小說的創作活動。

　　嘉靖31年，一本叫做《大宋中興演義英烈傳》的小說在熊大木筆下殺青而成。

　　盡管這只是一本連綴輯補式的作品，或將歷史資料直接抄錄，或將文言譯成白話，在文學性上其與《水滸》、《三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但楊涌泉與熊大木的策劃卻獲得了成功。

　　這部小說一問世便風行一時，僅以至今尚存的刊本為據，它在明后期就至少曾被七家書坊翻刻，更有精美的抄本傳進了皇宮。

　　受此鼓舞，熊大木在翌年又完成《唐書志傳通俗演義》一書，又后來，《南北宋志傳》與《全漢志傳》兩部小說也相繼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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