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會正式批準成立一個國際聯盟事務委員會……而美國總統威爾遜堅持要做國聯委員會的主席，因為對他而言，國聯是和解的關鍵：

　　如果國聯能成立，那么其他事情早晚會迎刃而解；要是和約條款不完善，國聯還有充足的時間去糾正；很多新國界需要劃定，要是劃得不合適，國聯還可以將其安排好；

　　德國的殖民地要被接管，國聯可以保證接管過程平穩有序；奧斯曼帝國已經名存實亡，國聯可以扮演清算人和受托人的角色，為那些還沒準備好自治的民族服務。

　　國聯還可以為了下一代人，從總體上監督世界，保證和平繁榮。它可以鼓勵弱小，培養道德，在有需要的地方懲罰不羈之人。這是人類給自身定下的一個承諾，一個契約。

　　有時候，人們會想象這樣一幅畫面：威爾遜漂洋過海，從新大陸來到舊世界，帶來了國聯這樣一份厚禮。

　　這種想象很有詩意，可惜是錯誤的。

　　很多歐洲人早就想用一種更好的方法來管理國際關系。

　　如果說他們剛剛熬過的那場戰爭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只能是國聯能終結所有戰爭并開創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是他們自己的政府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做出的承諾，也是讓他們能堅持下去的東西。

　　在1919年，當歐洲人思忖那些悲慘的日子，回想起難以想象的犧牲時，當他們意識到歐洲社會已被嚴重破壞，或許永遠無法恢復時，不光是自由主義者和左翼分子，很多人都把最后一線希望系于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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